2015年也许可以被铭记为超级并购年。在这一年，随着辉瑞（Pfizer）以1600亿美元收购艾尔建（Allergan），所有的记录都被打破。辉瑞的大手笔让梯瓦(Teva)以405亿美元收购艾尔建的仿制药业务、迈兰(Mylan)以350亿美元收购百利高（Perrigo）相形见绌。它也让艾伯维(AbbVie)以190亿美元收购Pharmacyclics，以及希尔(Shire)与Baxalta公司酝酿的交易行动显得微不足道。
在许多人看来，2015年是制药公司争先恐后通过并购策略谋求发展的年份。在后“专利悬崖”时代，药企竞相寻找前景看好的候选新药，以及收入来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表象之下，一些更加微妙的变化正在发生：制药公司开始与其竞争对手携手，结成合作伙伴关系。

成熟资产互换

过去的研发模式已被打破，药企需要更好的研发生产率，其试图改变公司内部的工作方式，通过调整组织结构，更加专注于特定的治疗领域

制药公司在研发那些前景看好的候选新药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但同时，它们也面临着更加严格的监管环境，这两方面因素使得制药公司越来越害怕失败。后期研发失败对大型药企可能是毁灭性的，由于害怕这种结果，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担忧扼杀了制药公司的大胆创新行动。
英国制药工业协会（ABPI）负责研发、医学和创新事务的执行主任弗吉尼亚·阿查（Virginia Acha）认为，在药物发现上难以取得重大进展的困境正在促使制药公司之间开展更大力度的合作行动。她说：“企业间的联合是应对监管环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目前，寻找到真正具有突破性的药物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长期以来，制药公司都不愿意与其竞争对手进行合作。即使在10年前，重磅炸弹药物仍然较容易被开发出来，而其所拥有的专利让制药行业的领先企业保持了赢利能力。与此同时，这些企业在为其最畅销药物寻找后续产品上显得更加耐心。
然而，过去几年来，制药公司的这种安逸感已经转变成为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感，这反映在一系列的大型兼并和收购行动上。当谈到潜在的重磅炸弹药物时，那些规模最大的制药公司似乎都在说“如果你无法找到它们，那么，就请购买它们吧。”
但是，这种做法并不具备可持续性。随着制药行业越来越多的交易行动达成，值得收购方付出巨额资金实施收购的制药公司也日渐稀少，这使得“更聪明的研发”成为更好的选择。
阿查表示，过去的研发模式已被打破，药企需要更好的研发生产率。制药公司正在试图改变其在公司内部的工作方式，通过调整组织结构，更加专注于特定的治疗领域。
这一点可以从2015年早些时候诺华（Novartis）和葛兰素史克（GSK）之间完成的资产互换协议中清楚地看到。在这项协议中，葛兰素史克收购了诺华的疫苗业务，而诺华获得了葛兰素史克的肿瘤学产品组合。
早在辉瑞公司工作期间，阿查就已开始看到这种趋势。她说：“那时候，辉瑞所涉足的治疗领域非常广泛。我在辉瑞工作期间，其已开始将研发活动逐渐缩小到具有相对优势的治疗领域。”

新药共同开发

要想率先将新药送达患者手中，最好的办法是与特定治疗领域里的佼佼者合作，同时这还能分担药物开发风险
共享资源和专业知识所带来的好处令巨头之间愿意进行多方资产置换，但是，当看到那些大型药企对其研发线上前景最看好的候选新药选择携手合作时，仍然让人感到惊讶。
制药业巨头赛诺菲（Sanofi）和再生元公司（Regeneron）进一步拓展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它们将降脂新药Praluent合作推向了市场，2015年7月，两家公司又签署了一项价值高达20亿美元的新协议，以合作开发用来治疗癌症的新抗体药物。2011年，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和礼来（Eli Lilly）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两家公司将其后期糖尿病研发药物集中到了一起。今年，它们的合作成果取得了成功，FDA在2月和8月分别批准了其合作开发的药物Glyxambi和Synjardy。
阿斯利康（AstraZeneca）创新药物和早期开发生物技术部门执行副总裁梅内·潘加洛斯（MenePangalos）说：“今天，我们正在与同行并肩作战，谁又会回忆起五年或十年前的情景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开发一种分子化合物并将其率先送达患者手中，最好的办法就是与特定治疗领域里的最佳者进行合作。”
2015年，阿斯利康和礼来还在肿瘤学领域联手合作，对其开发的两只抗癌药物MEDI4736 (durvalumab)和Cyramza联合开展临床试验工作。2014年，阿斯利康同意与礼来一起对BACE抑制剂durvalumab开展试验工作。2015年10月，双方扩大了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对其各自的分子化合物另外开展五项联合研究工作。
大型公司和小型公司之间的交易行动也变得越来越普遍。2015年，礼来与Immunocore公司以及默沙东（Merck）与Selvita公司在肿瘤治疗领域上开展合作；杨森与Nuevolution公司合作开发用来治疗肿瘤、感染性和炎症性疾病的新药物；MedImmune与Inovio公司，以及安斯泰来与Anokion公司合作开发新Ⅰ型糖尿病药物和腹腔疾病治疗药物（价值高达7.6亿美元）；默克雪兰诺（Merck Serono）与Intrexon公司达成8.26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合作开发新的抗癌药物，并共同推广。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显然，制药公司之间出现了范围更加广泛的合作趋势。为了与合作伙伴分担药物开发风险，即使是那些规模最大的制药公司也不得不开始分享新药带来的潜在回报。
这种趋势在2015年出现了加速的势头。尽管创记录的收购行动也许最夺人眼球，但是，2015年也将被铭记为大型药企的合作年。


▲2015年9月，安进（Amgen）和诺华公司宣布合作，针对阿尔茨海默氏症开发一个BACE抑制剂方案。两个月之后，礼来和默沙东扩大了其的免疫肿瘤学合作行动，对各自的重磅炸弹药物Alimta和Keytruda进行测试，以便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用来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虽然Keytruda享有的专利保护还有几年的时间，但礼来未雨绸缪，正在通过法律行动，应对仿制药对Alimta形成的挑战。2014年，默沙东的药物Cubicin的独家销售权受到了冲击，预计该药将在2016年面临同样的境地。在这种压力之下，这两个竞争对手对联手合作的设想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也就并非巧合。
▲葛兰素史克正在与默沙东合作，研究其免疫治疗候选药物GSK3174998，同时还将该药与Keytruda结合在一起，应用于局部晚期、复发性或转移性实体瘤。在这之前，2015年5月，默沙东和第一三共株式会社（Daiichi Sankyo）的子公司Plexxikon宣布合作开发Keytruda复合药物。
▲其它肿瘤免疫领域的合作包括，阿斯利康和Peregrine制药公司对将durvalumab与bavituximab和化疗药物结合在一起治疗实体瘤进行试验；阿斯利康与新基医药（Celgene）携手开发用来治疗血癌的抗PD-L1检查点抑制剂MEDI4736；赛诺菲和BioNTech公司同意合作发现和开发5只肿瘤免疫药物。